胡道静先生与中国古农书

胡道静先生与中国古农书妻警尝釜譬毒吾'教I会授-K游修龄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我对胡道静先生，早已拜读他的文章，初次晤面则迟至1979年3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协作座谈会上，会议是由前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林山主持召开的。正是这次座谈会把散处全国各地的农史工作者会聚在一起，共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大计，许多平时早已耳闻其名的人，都有机会互相认识，共同的语言促使大家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启发。其中道静先生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当时大家还在酝酿怎样构建《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这本书的框架，并得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中也将有一卷《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专卷。以李氏的声望和掌握的富丰资料，大家都很关注我们这本未来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是否会与李氏的专著重复，而李氏拟议中的编写框架大家又都不得而知。想不到道静先生却已随身带来一份李氏拟议中的编写提纲英文稿，于是连夜加以翻译，大家传观以后，便觉得心中有底。由于中西学者治学方式的不同，大家觉得李氏的提纲是以西方学者旁观的身份对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史所作的分析．与中国学者对待自己祖先的遗产，应该如何解剖继承和发扬，是不会重复的。现在，这两部书都已先后出版问世多年了，二者可说是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道静先生给座谈会带来这一信息礼物所起的沟通作用，我想凡是当年与会的同仁都是记忆犹新的。中国的农学遗产不仅是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天中国农业向现代化转移的坚实基础。现代化农业虽然带来高速发展的劳动生产率和丰富的农业产品，但因其建立在石油这种外源能量投入的基础上而造成难以克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问题。中国的传统农业则保留有许多合乎生态原理，太阳能“再循环”利用的科学因素，引起国际环境保卫的注意。所以，中国的农业遗产是国际性的人类共有的遗产。要很好利用这些珍贵的遗产，首先要查明家底，列出“清单”。道静先生所从事的正是查明家底的辛勤工作，在道静先生之前，1924年曾由金陵大学农学院及金大图书馆毛雒等编制出版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但该书的项目简单，又无提要，是开创性地迈出第一步。建国以后1957年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农学书录》，1964年又出了增订本。这书的特色是，作者对每一部著录的农书，都根据大量的目录学资料，分析排比，得出作者自已的见解，撰写出提要式的文字介绍，起到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示范作用，同时给从事农史工作者以非常方便的查检和引导，其功绩当然远超过二十年代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六十年代初道静先生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建议中华书局在整理出版古籍的计划中增加一部《中国古农书总录》的计划，书局同意这个建议，并·307·●把这个任务交给道静先生去进行。《总录》计划与《书录》的不同是，《书录》是一部精炼过的著作，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为“一家之言”。而《总录》则是直接提供目录学的原始资料以及汇集各部农书的作者序跋，刻书者序跋或题识，藏书者题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辑录性的工作，但却是查明家底，列出“清单”数量庞大的结集，所利用的目录学原始资料，在《书录》的三倍以上，并且也附上辑集者的考证和按语。其时间跨度为上起周代，下迄辛亥革命之前。每一部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入编体裁包括“著录”、“版本”、“序跋”等，使作者的意旨、义例、成书过程与流布经过，以及刊刻者的评价和考订等，便能一编在手，历历可数。道静先生的这一工作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即1966年初夏时，积稿已得一百多万字，接近完成，“文稿堆地，高与桌齐”。接着“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道静先生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图固九年，家人也受株连。平反以后，追寻被抄掠的文稿，竟无片纸可得，原来是被“专案组”悉付一炬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叙这段经历，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静先生热爱古农学遗产的整理工作，如此勤奋、认真、投入全部心血的结晶，竟被那样无知、狂热、愚味的“革命者”视为“封资修”而必欲之一炬而后快，可见肃清“左毒”之绝对必要。《总录》虽然未能出版问世，我们虽然看不到《总录》的一字一句，但《总录》是实实在在地完成了的，它存在于道静先生和每一个知道这段劫难的人的头脑中。当然，道静先生的研究工作并不只是编著《总录》，他在农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很突出。他戏说自己是农史领域和目录学领域的“两栖动物”，这正道出了他的治学特点：跨学科的研究。学科不断细分和学科的交叉研究是本世纪以来的总趋势。而学科交叉研究常常可以收到单一学科所未能逆料或解决的结果。如他在五十年代所写的论文“粱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茭白园艺改革的时代和地点”等，以熟悉古籍文献而作出农学的推论，很有说服力。道静先生对于稀见古农书的发掘和介绍，很有贡献，如他对南宋《分门琐碎录》的发掘，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出《种艺必用》，从上海图书馆发现元朝延祜元年(1314)的大字刻本《农桑辑要》，加上从日本保存的朝鲜古刻本《四时纂要》(唐·韩鄂著)的影印本重返中国，使得中国古农书的历史纵向分布的大段空白从北魏《齐民要术》一下子跳到元王祯《农书》之间，补上了唐《四时纂要》，宋《分门琐碎录》、《种艺必用》、元《农桑辑要》至王祯《农书》的八百年空白，其裨益于这段时间里的传统农业研究的价值可想而知。以后又补上了《全芳备祖》和《禾谱》等，使这段时期的传统农业内含日趋充实。道静先生对于主要农书作者的考证和介绍也很有贡献，如他对徐光启农学著作的存佚考证，很全面地把徐光启的所有农学著作一一列举分析，明确了那些著作至今全存，那些部分存，那些虽佚仍有佚文可辑(如甘薯疏)，那些全佚了。尤其可贵的是他指出了《养余月令》中有很多条内容系引述《农政全书》的，而清代《占候》一书乃是从《农政全书》中抽刻而成的(以上俱详见胡先生的“徐光启农学著述考”)。皆为前人所未觉察，对于我们全面研究徐光启的农学著作无疑很有启发参考意义。笔者原是学习现代农业科学的，半途出家，涉猎农业史，深知古农学基础知识之重要，而对古书版本之歧异尤应小心，如不注意及此，随便翻检，迳直引用，往往以讹传讹，闹出笑话，因而十余年来笔者在写作中凡涉及某书版本之处，自问无把握者必先函询请教胡先生，每次都获完满的回答。如我在1989年所发表之“玉米传入中国和亚洲的时间、途径及其起源问题”一文，从文献查阅中得知《滇南本草》一书的作者兰茂卒于1476年，书中曾提到玉米的“须”(即雌芯之·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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